楼上装修的电钻声准时在十二点半响起，像一把钝刀子在水泥墙上反复刮。父亲翻了个身，把枕头压在耳朵上。他七十三岁，每天必须午睡，否则下午血压就往上蹿。我坐在客厅里听着那声音，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，父亲也是这样被吵醒的。那时楼上住着三个男孩，暑假里从早跳到晚。父亲从没上楼去理论过，他只是把收音机音量调大，然后继续看他的书。这种容忍不是天生的，是他当了二十年小学老师养出来的习惯。

他教书那会儿，班上总有坐不住的孩子。有个男孩把同桌的铅笔盒扔进厕所，父亲没请家长，也没罚站。他让那个男孩每天中午来办公室，帮他批改听写本。男孩一开始乱画勾，父亲也不急，就坐在旁边改自己的教案。一个月后，男孩开始认真看每个错别字，还会问为什么这个字少一点。父亲后来跟我说，教育有时候就是给人一个安静下来的理由。你没法按住一个孩子的手，但你可以给他一支笔。

我上中学时成绩不好，数学考过四十七分。父亲没骂我，他把自己当年教算术用的木制计数器找出来，一颗一颗珠子拨给我看。他说他刚当老师那年，有个女生连十以内加减法都掰手指，他就每天放学留她二十分钟，用粉笔在水泥地上画格子。第二年那个女生考了八十分。父亲说这些时语气很平，像在讲别人的事。但他翻计数器的手很轻，珠子碰在木杆上发出细碎的响声。那种响声里有种东西，比任何鼓励的话都沉。

后来我自己当了老师，才明白教育里最难的从来不是教知识。班上有个女生总在作文里写她妈妈不要她了，我批注说“老师相信你”，她下一次写得更长。我找她来办公室，她站得笔直，眼睛看着地板。我没提作文，只问她早饭吃了什么。她说没吃。我给了她一盒牛奶，她接过去时手指在抖。那天下午她没来上课，第二天也没来。我去家访，她奶奶说她妈妈确实走了，爸爸在广东。我坐在她家门槛上，忽然想起父亲当年那个计数器，想起珠子碰木杆的声音。

父亲退休后开始养花。阳台上摆了十几盆，大多是不开花的绿植。他说开花太闹，绿着就好。楼上装修那阵子，他每天把花盆搬进搬出，避开电钻最吵的时段。我问他烦不烦，他说吵是吵，但人家装修总有装完的时候。他给那户人家送过两盆吊兰，说吸甲醛。对方收下了，第二天电钻声推迟到下午两点。父亲说你看，人都是讲道理的。教育这件事，说到底就是先信别人讲道理，再慢慢等那个道理长出来。

电钻声在一点四十分停了。父亲从床上坐起来，喝了口温水，去阳台看他的花。我站在他身后，看见楼下那户装修人家的孩子正蹲在路边玩石子。父亲朝他喊了一声，说小朋友，你爸在楼上敲墙，你上来看看花吧。孩子仰头看了一会儿，拍拍手跑上来了。父亲指给他看哪盆是绿萝，哪盆是吊兰。孩子问为什么叶子有的尖有的圆。父亲说因为它们是不同的花呀。孩子哦了一声，伸手摸了摸吊兰垂下来的小苗。